多拿钱 早下手 共产邪灵相中中国的深层原因(组图)

接上文:华俄威权煽起狭义五四雪泥鸿爪(中)

按:要在各国左派社会主义者“中间物色代理人,十分慷慨地为他们的旅行和工作出钱”,“尽量多拿钱、早行动”。纵观共产国际24年历史,它不就是造就了仅一个共产党于其祖国——中共囿于中国——成功夺取政权吗?其他乏善可陈。“远东毕竟是帝国主义的致命弱点。不管现在在近东和欧洲欧洲发生什么事件,将来解决世界历史问题终究在这里,在太平洋,在中国。”

九、俄共早就相中了周恩来

1917年,东北人周恩来(10)、湖南人张西曼,或许还有其时亦为南开中学学生的东北人马骏都来过哈尔滨邓洁民处,“谋划创办东华学校之事”。笔者猜测,积极支持邓氏办校以利革命事业的李氏,向莫斯科苏维埃推荐了邓氏,邓氏向哈尔滨苏维埃或者俄苏共驻哈代表——也许是前述之人“利金”——推荐了周氏、马氏(1920年一度住入该校)、张氏(这位仁兄其时名义上乃属孙中山国民党阵营)。解放后,周氏曾对南开校友说过:“邓洁民帮助过我们,为早期的共产党人做了很多掩护工作。”笔者判断,周氏、马氏从哈尔滨回到天津之后,就秉承驻满俄苏共党分支以及北京李氏指示,在南开中学以及天津大肆开展革命活动。其时柏氏也从北京转移到了天津。1917年周氏赴哈之时,邓氏领他观察哈尔滨苏维埃发动的工人罢工。于此场合,周氏平生第一次听到了《国际歌》。笔者判断,周氏这次来哈,实为俄苏共党为他(应该还有别人)安排的一次“欧式共运见习”。走笔至此,笔者蓦然醒悟,周氏1917年赴日前夕所写那首七绝,原来隐藏着如下一众官修党史作家根本没法想到的意思:

大江歌罢掉头东,>欲往扶桑精研社会主义救我赤县,

邃密群科济世穷。>松花江听罢国际歌予便东渡日本。

面壁十年图破壁,>十年参透宇宙真理旨在理想实现,

难酬蹈海亦英雄。>岂容重凝陈天华蹈海亦英雄寒氛?

如前所述,周恩来可能早在1917年赴哈之时就已挂靠了俄苏共党。1919年中他从日本刚刚回到天津,马上就狂热投身狭义五四运动。英人迪克・威尔逊于其所着《周恩来传》第一部(全书封长虹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中有如下说:“他带着一批学生到法租界去给在北京大学任教并为共产国际工作的一个俄国教师谢尔盖・包列伏依(即是柏烈伟——笔者注)打电话。威尔逊认为这是周氏第一次与国际共产主义的个人来往。”这“第一次”应是周氏所做伪称,“第一次”怎么就可能贸然打电话?电话号码从何而来?在威尔逊书中,“第二次”乃是周氏到法以后,蔡和森“在蒙塔尔吉郊外一块林间空地举行的仪式上,介绍周加入了新民学会,这使周有机会参加由左翼作家亨利・巴比塞组织的有关时局问题的星期讨论会。巴比塞很明显是代表共产国际的。”

1919年9月16日,天津爱国青年团体“觉悟社”成立,周氏被推举为会议主持,并被委讬起草成立宣言,担任社刊《觉悟》主编。觉悟社成立后第一次活动就是邀请李大钊来社演讲。1920年8月16日,觉悟社有11个社员到了北京,请李大钊先生约集了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李氏嫡系,阵容强大)、“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等几个团体于北京三处接连召开座谈会,商量将觉悟社和它们合并成一个团体的事情。这显然是为了今后组党而做准备。除“觉悟社”的11个人外,北京方面有30多个人参加。

周氏1920年又去了一次哈尔滨,笔者相信,目的应是为其赴欧之行领取经费以及任务。笔者相信,周氏此次欧行实际并非旨在参加勤工俭学——有一传说说他仅在雷诺汽车厂干过三个星期,而就连这三个星期劳动都被他本人否认掉了,而是遵照共产国际指示说服勤工俭学者皈依共产主义,以及亲临欧洲先进国见习工人运动。据威尔逊言,天津大教育家严范孙发给周氏赴欧用奖学金500美元。据笔者所知,当时的500美元相当于1700银圆,三年500美元亦即每月47银圆。不过大陆网上有如下说:

后来周恩来因参加“五四”运动被捕,南开迫于政府压力将他开除。严范孙爱才心切,捐款7000银圆,资助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周恩来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有人劝严范孙停止资助,说周“用了你的钱,却成为一个共产党人”,严范孙却说:“士各有志,不能相强。”

笔者相信1700银圆/三年为准,7000银圆/三年乃属兀自夸大之数,而且应该是与另一严范孙奖学金获得者李福景分享之数。事实之上,周氏到欧之后头一年,经济相当拮据,不可能每半年可得1167银圆亦即每个月得389银圆之数,这是47银圆的8.3倍。另外,笔者相信,为人颇守信用的周氏不会一边接受严范孙奖学金一边逃避注册欧洲大学。合理结论只有一个:周氏名义上接受的是严范孙奖学金,实际上接受的是俄苏共工作金。严范孙奖学金即使有,也只是杯水车薪。据威尔逊言,其一,周氏本人曾对留法朋友承认他还有别的经济来源。其二,1922年3月初,周氏在德国首都柏林住了将近一年。“有人说他住在坎特街,但另外有人说他在威廉斯特拉斯有一处漂亮的住所,月租金为12美元。根据一个来自四川的讲德语的中国学生的说法,周恩来住在柏林时,房东的女儿爱上了他。她曾睁着圆圆的大眼睛告诉这位四川同学,尽管周预付了一年房租,但他只是偶尔住在那儿。另一位中国学生也证实了这个说法。”这就意味着周氏到欧之后至多一年,其生活水平就因得到共产国际高额津贴而大有改善,遑论工作费了。

显而易见,经过两年远距考察、三年近距考察,共产国际决定重用既无大学学历又无军事经验,但是表现佳、人品好的周氏。网上曾有一文这样叙说:

周恩来……在工作和学习中与著名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国际共产主义杰出的活动家季米特洛夫建立了友谊和信任……这位周总理的共产国际运动老师,与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是好友。正是这层特殊关系和周总理的超凡才能,使得周总理在于共产国际运行伊始阶段就已经在中共党内有了非常高的地位,所以总理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就一点不奇怪了。

补充资料:1922年,季米特洛夫出席了红色工会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1924年,季米特洛夫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和红色工会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和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

不过,笔者相信,1924年夏,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里的地位很低,并不足以推荐周氏一蹴而就。但是笔者相信,一定是俄苏共而非张申府的推荐起了作用。国民党若做阻挠,还要不要俄苏办校拨款、组军发枪?1919年3月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是季诺维也夫。季诺维也夫直接参与了共产国际和所属的重要支部的最重要的决策。季诺维也夫还亲自主持了1920年9月在巴库召开的东方民族代表大会,主持了1922年1月在列宁格勒召开的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季诺维也夫可谓共产国际中最早关注民族殖民地斗争的领导人之一。尽管如此,笔者相信季诺维也夫并无可能直接认识周氏。不过,笔者相信,一定是季诺维也夫批准了共产国际西欧局对于周氏近距考察之后,做出的积极评价和郑重推荐。那边厢,鲍罗廷接到推荐,没生异议,照荐执行。斯大林应与此事无关;季米特洛夫那时也不可能是什么斯大林的好友。周氏高就,笔者认为,应和柏氏——中共北京局领导——按照程序决策模式第一推动举荐密切相关。

笔者也不相信周氏赴欧就是为了接受特工训练一说,周氏在欧接受的必然是“组织工人罢工乃至起义”的训练(何地?何师?),其中可能有“如何获取起义所需情报”科目。他不可能在欧白领薪金,长年闲着,仅仅“走走看看”。这也必是周氏积极罗致“军阀”朱德入党的主因。回国两年左右,周氏便组织了三次上海工人起义。到苏接受正规特工训练的中共初期同级达人,乃是原为同盟会会员的吴玉章。不过吴氏归国之后却是学非所用。


李大钊、周恩来、张太雷、马骏、季诺维也夫、斯内夫利特(网络图片)

十一、再揭俄共策动五四运动证据

有人可能耻笑笔者:共产国际1919年3月才成立,来得及策划两个月后就发生的狭义五四运动吗?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之前,俄苏共有可能输出革命吗?还有的人可能觉着困惑:“俄苏经济当时那么捉襟见肘,穷得连面包都得论克分配,哪有余力输出革命啊?”

对东亚下手早。维克托・乌索夫于其所着《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赖名传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3)早就对此做出了解惑(黑体字笔者转):

——应该指出,早在共产国际成立以前,布尔什维克就开始大量资助外国共产党和外国组织。尽管俄国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端贫困……(48页)

——早在1919年初,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就向列宁呈送了关于向外国组织提供经费的问题的“绝密”级文件。他请求在1919年1月至3月“拨给外交人民委员会20万金卢布用于援助东方工人组织和派鼓动员去东方进行宣传”。在该文件列举的拟派“鼓动员”去发动群众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中,有南北中国、朝鲜、波斯、印度。(113114页)

可见在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之前,俄苏共党就完全有可能拨款资助、派人来华策动“无产阶级革命”了——开局就是狭义五四运动以及非基督教运动。

列宁有没批准加氏建议呢?乌索夫所记述的史实再次做出了解惑:早在1918年10月,列宁就在两封分别发给两位下属的绝密信件当中做出下列指示(黑体字笔者转):“与法国进行秘密联系和在法国人、英国人中做宣传工作时,不要吝惜几百万资金”,要在各国左派社会主义者“中间物色代理人,十分慷慨地为他们的旅行和工作出钱”,“尽量多拿钱、早行动”。(51页)本文所述12人不正落入彀中?

列宁指示在华立竿见影:据史学大师金毓黼于其《李大钊与五四运动》(载于《观察》1950年第六卷第13期)记载: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以后,就和在北京的数额认识有了来往。而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苏俄就常常派工作人员进驻北京,并和进步人士建立了联系。金文写于1950年,其时记忆犹新,假话未盛,“苏俄就常常派工作人员进驻北京”14字实为洞见症结之语。

东方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相继成立的历史表明:即使内部条件一应具备,仍需借助俄苏共党/共产国际这个双体助产士出手,它们才能呱呱落地。

除了加氏所说的“南北中国、朝鲜、印度”以外,其一,在东北亚,1918年末至1919年初,据称:“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蒙古先后成立了两个秘密革命小组——苏赫巴托尔领导的库伦小组和乔巴山领导的领事坡小组。1920年6月在俄苏共党的帮助下,两个小组合并组成统一的革命组织。1921年3月1日,在恰克图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正式建立牧民阶级的革命政党——蒙古人民党(1925年3月改称蒙古人民革命党),寻求共产国际的帮助建立独立的蒙古国家。“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实际就是“在俄苏共党的策动下”。中共仅仅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成立的吗?

其二,在东南亚,早在共产国际成立之前的1914年,荷兰共产主义者斯内夫利特(马林)就在荷属东印度亦即印度尼西亚,组建了印尼共产党的前身“社会民主联盟”。斯内夫利特于1916年退出荷兰社民党,转而加入荷兰共产党。荷兰社民党、荷兰共产党都曾属于第二国际积极成员。由于:首先,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合着的《共产党宣言》,其开篇句、闭篇句分别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其次,维基百科写道:“欧洲各国无产阶级认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和敌人,无产阶级必须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用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去对抗资产阶级的国际联合。这种意识促进了第一国际于1864年的产生”,“1889年在巴黎成立的第二国际,负有继承第一国际事业的职责”。再次,早在十月革命之前,斯内夫利特就已敬仰列宁本人及其团队,通晓列宁东方革命学说;他的第三次婚姻,娶的是一位1914年加入俄苏共党的俄国妇女;十月革命之前年,斯内夫利特就已在印尼贯彻列宁东方革命思想。复次,正是因为有着这一经历,斯内夫利特被列宁亲自挑选为共产国际派华策动组织共产党的首位代表,就像毛泽东挑选陈永贵来带动农业大干快上一样。维经斯基和斯内夫利特之间的分工应为:前者负责宣传,后者负责建党。所以笔者认为,(一)斯内夫利特其人早在“在组织上”入共产国际之前,就已“在思想上”入了共产国际;(二)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共产国际成立之前,不仅荷兰共产党在欧洲,而且斯内夫利特在印尼都得到过俄苏共党资金支持。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中国都比外蒙、印尼地位重要得多,前景远大得多。纵观共产国际24年历史,它不就是造就了仅一个共产党于其祖国——中共囿于中国——成功夺取政权吗?其他乏善可陈。斯大林曾经推卸责任地嘲笑过共产国际:“他们那一帮人都干了些什么?”不言而喻,王明最终得不到斯氏重用,此为原因之一。近墨者黑呀。

对中亚下手重。英国名记者彼得・霍普柯克于其所着《点燃亚洲烈火》(英文,尚无中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一书,披露了一件大陆历史学家迄今仍为懵然不知的国际共运事件。

笔者前面已交代过俄苏共党1919年以后将目光从欧洲转向亚洲的原因。以下内容主要出自霍普柯克的这本书(Peter Hopkirk.Setting the East Ablaz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点燃亚洲烈火》一书,披露了一件大陆历史学家迄今仍为懵然不知的国际共运事件。
《点燃亚洲烈火》一书,披露了一件大陆历史学家迄今仍为懵然不知的国际共运事件。(网络图片)

1920年秋,俄苏红军兵败波兰,基本打消了俄苏共党继续向欧洲各国输出革命的念头。俄苏共党领袖,尤以列宁为最,极感沮丧。但是时为共产国际效力的印度革命家罗易——对了,就是那位后来来华工作的共产国际代表——却无丝毫沮丧:他一向认为世界革命应从亚洲而非欧洲入手。对于英国统治自己祖国感到怒火中烧,对于口号的厌倦随之对于行动的渴望,罗氏开始构想一个大胆、宏伟的一箭双雕计划,以图既恢复俄苏共党的必胜信心,又结束英国对于印度的统治。在得到列宁和革命军事委员会首脑托洛茨基的“请讲”允许之后,罗氏提出:俄苏共党/共产国际在中亚地区招募以及训练一支军队,用于入侵和占领印度北部地区。俄苏红军不必直接介入。因为看到英国对于战败国土耳其的强硬处置,因为担心本土哈里发政教合一前途不明,成千上万的印度穆斯林已在取道阿富汗前往土耳其,欲与仍然占领着君士坦丁堡的英国军队作战。但是由于食不果腹、身无分文,他们中的许多人滞留在了阿富汗,没法继续行进。这支军队可从这些痛恨英国的印度穆斯林中招募。罗氏相信,这支军队当会得到阿富汗国王的合作。另外,出于对于本国1919年败于英国倍感耻辱企盼报仇的阿富汗反英国诸部落,在得到俄苏武装后,当会与这支军队共进退。与此同时,事先仔细筹划的群众起义也应在印度遍地开花,引发连锁反应。这支军队——应起名为“上帝之师”——于是可以趁势而上,一步一步深入占据印度更多国土。列氏、托氏居然批准了他的计划。列宁做了决定:“英国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必须在印度给予英国最大的打击。”至1920年11月初,罗氏计划中的武器弹药和军事顾问列车已可离开莫斯科开往选做秘密军事训练地点的塔什干。军校运转起来之后,罗氏计划下一步在阿富汗喀布尔设置一军事基地,在阿印边境地区设立几个前进基地。

罗易计划结果如何,原不是本文所要关心的,只说一句:当然计划没有变成现实,否则罗氏就不会于1926年底被共产国际改派来华了。俄苏共党/共产国际后来甚至设想过武装冯玉祥西北军、马仲英回族军,来行重新威胁英印政府。据说,后来英国政府出于缓和俄英在印矛盾,首先外交承认了苏联政府。

1921年获任俄苏政府驻华特命全权代表的越飞于其1922年8月30日给加拉罕的电报中说:“这个地方对我们非常有利,同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具有很大的意义和巨大的成功机会。在这里可以感觉到世界政治思潮很强大,例如要比列宁赋予同样意义的中亚强大得多。”越飞又于他于1923年1月26日给俄苏共党、俄苏政府、共产国际的信件里说:“远东毕竟是帝国主义的致命弱点。不管现在在近东和欧洲欧洲发生什么事件,将来解决世界历史问题终究在这里,在太平洋,在中国。”(前引黄修荣主编、马贵凡主译书,112和215页。黑体字原文转)

笔者于此画龙点睛:如今我们知道,列宁曾经赋予中亚和中国对抗世界资本主义的同样的战略权重;列氏既会在中亚投下那么大的赌注,那么完全可以推论,列氏也会在中国下同样大的赌注,到底多大,期待后学能像笔者一样不懈挖掘出来。

十二、斯氏惜中共夺权迟了三秩多

前苏联曾经驻华、驻美、驻缅资深外交官列多夫斯基于其《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刘存宽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一书中记载,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率领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8月20日,周恩来与斯大林举行第一次会谈。斯氏对于中国进行“正义斗争”以及为苏联提供天然橡胶表示感谢。周氏对于中国给予苏联援助不够表示遗憾。这时斯氏说了一句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话:“你们取得政权晚了,晚了30多年。”(一秩乃为十年)述及此事的中共官修党史作者不乏其人,但是他们和他们的苏俄同仁一样,从来没对斯氏此话加以探究。

笔者思考良久,提出以下解释,觉着只有这样解释才是符合逻辑。

中共解放战争三年即可夺取全国政权,斯氏觉着国民党军,无论嫡系还是杂牌,都是出乎意料地弱,进而醒悟,原来民初各系军阀也都是不堪一击;中共抗美援朝可和联合国军打个平手,斯氏觉着经由苏联武器全面换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出乎意料地强,进而醒悟,原来列宁和自己都曾高估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取胜的难度。早知如此,当年——亦即1918至1921三年间——就应采用罗易解放印度构想来行解放中国。

大陆中俄关系史专家薛衔天于其《列宁与孙中山——为中国俄罗斯年而作》(见诸http://www.russiancenter.pku.edu.cn/yjcg/kywj/257910.html)一文当中追述(黑体字笔者转):

列宁最早正式提出与孙中山建立直接联系是在1916年,当时他正流亡伯尔尼。在一次布尔什维克党讨论民族自决权的会议上,列宁说,俄国布尔什维克必须与孙中山和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1918年苏俄最困难时期,列宁又重提这个问题,希望得到孙中山的支援,以减轻东方的压力。1920年6月旅俄华工联合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闭幕第二天,华工联合会中的共产党员成立了俄国共产华员局。该局成员刘谦在当年回到国内,同孙中山见了面。二人还讨论了中国革命的宏伟设想:从靠近苏俄边界的新疆、蒙古,以及华南分三路合击北京政府,解放全国。这次会见并不是列宁的具体指示,但确实是共产华员局根据列宁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和列宁急于同孙中山取得联系的心情,经过认真策划而采取的行动。

然而,新揭苏联档案表明,这个刘谦方案可是经由俄苏共党斟酌过的。前述“刘江给俄共(布)阿穆尔州委的报告”(1920年10月5日)有着下述字样:“到上海后……我同孙逸仙进行了会谈,会谈的实际内容和我和他达成的协议如下:(1)立即把华南、俄国中部和远东地区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以便能够密切配合为反对北方现时的反动政府准备条件……”(前引黄修荣主编、马贵凡主译书,44页)当时,在俄此类华工多达50万(其中或有本地应召战地华工30万),加入苏联工农红军的华工多达六万;滞法华工也有十几万,曾于1900年代长期潜伏哈尔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成员舒米亚茨基在其回忆录中称:“我们不是偶然与中国工人联系,而是在他们当中相当有计划的进行工作”,“我们不仅努力帮助他们提高阶级觉悟,而且培养他们成为中国人民反对清朝专制的先锋队。”可见若果列孙合作,发动华人部队三路进攻中国北方军阀,骨干兵源——工人阶级——可是不缺。其实刘江就是刘谦,俄文名都叫费奥尔多。乌索夫着《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赖名传主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也提到他,不过赖名传将刘谦译成了刘前(139页)。薛衔天为什么要说那只是俄苏共华员局的自发行动呢?有可能自发呢?

试问:列氏早在1916年就考虑动员中国进步力量与自身合作了,那么在1918~1919年间,他反而会将中国的巨大利用价值忘在脑后吗?斯氏觉着1918~1921年间俄苏共党本有力量三下五除二将中国各系军阀推翻,从而让共产国际中共支部一步登天,没有什么“没有余力输出革命”的问题。斯氏免不了这样想:1922年前若是没有发动波兰战役,没有批准罗易计划,而是出兵中国横扫千军,不就事半功倍了么?!

2019年7月15日于香港上水唐公岭



发表时间: 2019-09-11 13:00:52 作者: 徐泽荣